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不但未能解决“监视居住可能成为变相羁押”的问题，甚至是要将过去的很多不合法的做法“合法化”，例如规定了“指定居所监视居住”

　　“刑诉法要不就不修改，要修改，就好好修改——像这次关于羁押措施，就几乎没什么变化。”刑辩律师许兰亭的发言，赢得会场一片赞同。

　　自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（下称刑诉法草案）进行初次审议后，刑诉法修改引发各界广泛讨论。草案中有限进步和部分倒退之处，让奔走于法治一线的刑辩律师尤感忧心。

　　9月5日，在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举办的“刑诉法修改下的中国律师业”研讨会上，刑诉法草案中关于“取保候审”和“监视居住”的规定，成为焦点话题之一，与会人士呼吁此次刑诉法修改应体现尽量“不予羁押”的精神，完善审前羁押程序，放宽保释条件，以顺应世界潮流。

 

　　与会律师认为，国内一直存在“取保候审难”问题。现行刑诉法没有规定患有严重疾病的和怀孕妇女可以取保候审，但是现行司法解释中已有，而此次修法，居然没有将这两条纳入，实际上是对取保候审条件的进一步限制。

　　此外，与会人士质疑，此次刑诉法草案规定：“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”可以取保，但对什么是“不至发生社会危害性”，没有界定，容易被滥用为不予取保的借口。

　　“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卡恩的案件（被控性侵女性），如果在中国不可能取保候审，他自己都认罪了，怎么可能会无罪呢？但是他毕竟是可以取保的。”律师许兰亭感慨地说：“而我们（国内）现在，取保的羁绊太多了。”

　　“规定了该关的，剩下的就是不该关的。”律师张青松甚至认为，取保候审这一制度本就不需设定条件，而是应当规定为不应当逮捕、不符合逮捕条件的人，都可以或应当采取取保候审。

 

　　除了取保候审难，与会人士普遍担心，草案不但未能解决“监视居住可能成为变相羁押”的问题，甚至是要将过去的很多不合法的做法“合法化”。

　　例如，修正案草案第三十条规定，“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住处执行；无固定住处的，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。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重大贿赂犯罪，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，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，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。但是，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、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。”

　　对于这种“指定居所监视居住”，人们担心它沦为变相羁押。

　　据北京海铭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新成分析，这种做法实际上早已被广泛采用。往往是在证据不很充分时，“把人关到小宾馆、小酒店，没有对外联系的自由”，“对这种监视居住的会见怎么解决？这个草案没有提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此前的“北海四律师伪证案”中，被采取监视居住的两名律师，不仅“居住”地点不在各自家中，而且被“监视居住”多日后，家属仍然不知其下落，更遑论会见权问题。

　　而按此次的修正案规定，“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，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，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，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，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，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。”

　　同样的规定还存在于刑事拘留和逮捕的规定中。这导致人们普遍担心“秘密拘捕”可能泛滥。

　　多名律师均提到，纵观世界各国，审前非羁押的方式已被普遍接受和采纳，此次刑诉法修改也在试图将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规定细化，“总的思路还是希望保释成为常态，逮捕的情况成为特例”，但体现在具体条文之中，进步性有限。

　　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就此次修法评论称：“15年磨成的一剑，本该引起社会的激赏，但现在看来：规定的力度、进步没有说得那么大，只应该赢得一些礼貌的掌声。”